王霸篇 第十一

《王霸篇》说怎样才可以做到王者和霸者。王者和霸者，是以义和信为道。君主要能够以义和信为标准任用人，才足以容纳天下的贤能之士。而王者要爱民如子，又要能治理远和近，不能的就不是王者。最后更说，明主治理应该掌握纲要而不可太直接详细，让人民和百官尽其职能。这说法和老庄说的无为而治有些接近。但老庄的无为，是不主张为政，而荀子一定要选贤能，崇尚礼义，人民和百官各尽其职，和老庄是不同的。由此可见，荀子之道是肯定不同的人，在不同的范畴，各得其位，各自有成就，肯定一个多元化的人文世界。

故国者、重任也，不以积持之则不立。故国者，世所以新者也，是惮，惮、非变也，改王改行也。故一朝之日也，一日之人也，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国，何也？曰：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，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。人无百岁之寿，而有千岁之信士，何也？曰：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，是乃千岁之信士矣。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，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，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。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。善择之者制人，不善择之者人制之。

治理国家，责任重大，但如果不加以经验积累和持守就不能建立。国家，每个世代都会更新的，这就是君主的更替。君主更替并不表示礼义法制变了，而只是佩玉和步行礼仪的改变而已。一日短如一朝，人生短如一日，但千年的国家却安然存在，为什么呢？答：因为国家援引了千年以来的诚信法制来持守着，和用了千年以来的诚信人物来治理。人生寿命长的只可以有一百岁，但国家千年以来都有诚信的人，为什么呢？答：因为国家用了千年的法制来自我持守着，所以有千年的诚信人物。所以用积累礼义的君子来治理，就是王者，用端正诚信完全的人来治理，就是霸者，用权谋倾覆手段来治理，就会灭亡。这三者，是英明君主所以要谨慎选择的，仁德的人所以务必要明白的。善于选择的人可治理人，不善于选择的人只好由他人治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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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持国者，必不可以独也，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。身能相能，如是者王，身不能，知恐惧而求能者，如是者强；身不能，不知恐惧而求能者，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，如是者危削；綦之而亡。国者，巨用之则大，小用之则小；綦大而王，綦小而亡，小巨分流者存。巨用之者，先义而后利，安不恤亲疏，不恤贵贱，唯诚能之求，夫是之谓巨用之。小用之者，先利而后义，安不恤是非，不治曲直，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，夫是之谓小用之。巨用之者若彼，小用之者若此，小巨分流者，亦一若彼，一若此也。故曰：“粹而王，驳而霸，无一焉而亡。”此之谓也。

那些治理国家的人，一定不可以独自一人治理，国家的强大或脆弱、光荣或耻辱都在于取用的宰相。君主自身贤能，宰相贤能，这样就能称王天下。君主自身不贤能，但知道恐惧而寻求贤能的人，这样国家就能强大。君主自身不贤能，但不知道恐惧而寻求贤能的人，只任用身边小人、左右亲近自己的人，这样国家就会危险削弱，到极致就会灭亡。国家，治理得大就会强大，治理得小就会弱小，大到极致就称王天下，小到极致就会灭亡，小大各一半就会存在。大治的国家，是先实行公义然后才求利益，任用人不理会亲疏，不理会贵贱，只有诚信才能够求得到，这就叫作大治国家。小治的国家，是先求利益然后才实行公义，治理时不理会是非对错，不分曲直，只任用身边小人、亲近自己的人，这就叫作小治国家。大治国家是那样，小治国家是这样，小治和大治各一半，有时像那样，有时像这样。所以说：“纯粹实行公义，任用贤人就是王者。驳杂追求利益，任用贤人和小人就是霸者。一些公义也没有，不任用贤人，就会灭亡。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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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莫不致爱其下，而制之以礼。上之于下，如保赤子，政令制度，所以接下之人百姓，有不理者如豪末，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。故下之亲上，欢如父母，可杀而不可使不顺。君臣上下，贵贱长幼，至于庶人，莫不以是为隆正；然后皆内自省，以谨于分。是百王之所同也，而礼法之枢要也。然后农分田而耕，贾分货而贩，百工分事而劝，士大夫分职而听，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，三公总方而议，则天子共己而止矣。出若入若，天下莫不均平，莫不治辨。是百王之所同，而礼法之大分也。

上位的人没有不爱他下面的人民，而会用礼义节制他们。上位的人对于下面的人民，好像保护赤子一样，政令和制度，都是用来接应下面的人民百姓，有些不合理的地方，即使好像毫毛那样细小，也一定不会加在鳏寡孤独的人身上。所以在下的人民亲爱上位的人，欢喜得好像对待父母。你可以杀死这样的人民，但不可以令他们不顺从君主。无论君臣上下，贵贱长幼，到平民百姓，没有不认为这是最高而正当的标准。然后人人都向内自我反省，小心谨慎处理自己的名分。这是历代圣王所相同的，也是礼法的枢纽。然后农人分配田地耕种，商人分配货物贩卖，工人分配事务去用力，士大夫分配职位去处理政务，建立国家的诸侯君主分配了土地就要守护，三公总括各方面事务而议政，天子让自己拱手就可以了。朝廷内外，天下没有不平均的，没有不治理的。这是历代圣王相同的，礼法的纲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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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道：治近不治远，治明不治幽，治一不治二。主能治近则远者理，主能治明则幽者化，主能当一则百事正。夫兼听天下，日有余而治不足者，如此也，是治之极也。既能治近，又务治远；既能治明，又务见幽；既能当一，又务正百，是过者也，过犹不及也。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。不能治近，又务治远；不能察明，又务见幽；不能当一，又务正百，是悖者也。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。故明主好要，而暗主好详；主好要则百事详，主好详则百事荒。君者、论一相，陈一法，明一指，以兼覆之，兼照之，以观其盛者也。相者，论列百官之长，要百事之听，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，度其功劳，论其庆赏，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。当则可，不当则废。故君人劳于索之，而休于使之。

君主之道：治理近处的事情，不治理远处的事情，治理光明的事情，不治理幽暗的事情，治理统一的事情，不治理各样琐碎事情。君主能够治理近处的事情，远方的事情也能治理；君主能够治理光明的事情，幽暗的事情也能受教化；君主能够适当地处理统一事务，其他一百件事情也会正确。君主能够同时处理天下事情，做到每日时间有余，而要治理的事情不足，这样，就是治理的极致。既治理近处，又力求治理远方，既治理光明的，又力求看见幽暗的，既适当地处理统一事情，又力求令百样事情都正确，这就是过分要求了，过分犹如不及，同样不对。譬如：好像要竖立直的木块而要求它的影是弯曲的一样。不能够治理近处，又力求治理远处，不能够明察光明的，又力求看见幽暗的，不能够适当处理统一的事情，又力求百样事情正确，就是道理上违背了。譬如：好像竖立弯曲的木块而要求它的影是直的一样。所以英明君主爱好掌握纲要，而昏聩君主爱好管详细事务。君主爱好掌握纲要，百样事情也会管得详细。君主爱好管详细事务，百样事情就荒废了。君主，只选一个宰相，公布一种法制，说明一个宗旨，这样同时覆盖一切，照明一切，而可以看见国家兴盛。宰相，选择排列百官的长官，总管百事的处理，用来整饰朝廷臣下官吏的名分，量度他们的功劳，论定他们的奖赏，年终时把他们成功的事报告君主。适当就给予肯定，不适当就要废除。所以君主应劳苦地寻求宰相，休闲地使用宰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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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者为之不然，必将曲辨：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，若是、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。百官则将齐其制度，重其官秩，若是、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。关市几而不征，质律禁止而不偏，如是、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。百工将时斩伐，佻其期日，而利其巧任，如是，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。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，省刀布之敛，罕举力役，无夺农时，如是、则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。士大夫务节死制，然而兵劲。百吏畏法循绳，然后国常不乱。商贾敦悫无诈，则商旅安，货通财，而国求给矣。百工忠信而不楛，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。农夫朴力而寡能，则上不失天时，下不失地利，中得人和，而百事不废。是之谓政令行，风俗美，以守则固，以征则强，居则有名，动则有功。此儒之所谓曲辨也。

儒者不是这样的，一定会曲折地治理好国家。朝廷上，儒者一定会尊崇礼义而审明贵贱，这样，士大夫就没有不尊敬礼节，愿意为礼制而死了。对待百官，儒者就会统一整齐制度，注重官职的俸禄，这样，百官就没有不敬畏法制而愿遵从标准。对于关卡和市集，检查而不征税，对于贸易，禁止作假而做到不偏听，这样，商人就没有不敦厚诚实而没有欺诈。对于各种工匠，要按时节斩伐木材，放宽期限，有利他们发挥技巧，这样，百工就没有不忠诚信实而不会制作粗劣产品。对待乡村田野，会减轻农田的征税，减省货币的敛取，减少举行劳力的役使，不会侵夺农人的时节，这样，农夫就没有不朴实地努力耕作，而不会寻求其他能力维生。士大夫力求节义而愿为礼制而死，这样，兵力就强劲。百官敬畏法制标准，然后国家就可以经常不乱。商人敦厚老实不欺诈，外来的商旅就安全，货物金钱就能流通，国家的需求就得到供给。各种工匠诚信而不制作粗劣，器物用具精巧便利，财物就不会匮乏。农夫朴实努力而不寻求其他能力，这样就在上不会失去天时，在下不会失去地利，中间得到人和，各种事情不会废弛，这就叫作政令能够通行，风俗美善。以这种治理方式来持守国家就能稳固，出征就会强大有力，安居就有名声，劳动就有功绩。这就是儒家所说的曲折治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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