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恶篇 第二十三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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荀子说的性恶,是相对人为努力或礼义而言的。离开这二者的相对性,单单说性,是没有性恶可言的。而人性和人为努力的相对关系,其实就是人努力实行礼义的理想,同这个理想要转化的现实,这二者间的相对关系。因为人愈有理想,便愈想转化现实;愈想转化现实,便愈发现现实惰性的强顽,愈和理想相悖。人便会根据自己的理想,评判这个未曾被转化的世界,认为现实不合乎理想中的善,是不善的,是恶的。所以荀子的性恶,不能离开他的道德文化理想而说。但现在人们常说,荀子是由客观经验中见到的各种人性恶事实,归纳出性恶的结论;或者认为是荀子见到人天性的恶,然后才提倡人化性起伪,这些说法都未能够深入了解荀子说性恶的意思。
 
荀子见到,人想实现礼义,实践礼义,而这个想实现礼义、积思虑习伪故的人心,是相对于想要转化的现实生命状态而言的。这个现实生命状态,相对于人道德文化理想的礼义而言,就是一个负面的存在。所以礼义是善,人性就是不善的恶。但并不表示,离开了人的道德文化理想,人的天性也能够称为恶。一个人已经有道德文化理想,要求理想的实现,由此而要求人的现实生命状态有所转化。荀子对这个转化意义的认识,其实较孟子了解得深切。既然要转化人的现实生命状态,就不会认为这是善的,而认为是恶的。所以性恶的说法,在这个转化意义上,是不可以不确立的。

人之性恶,其善者伪也。今人之性,生而有好利焉,顺是,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;生而有疾恶焉,顺是,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;生而有耳目之欲,有好声色焉,顺是,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。然则从人之性,顺人之情,必出于争夺,合于犯分乱理,而归于暴。故必将有师法之化,礼义之道,然后出于辞让,合于文理,而归于治。用此观之,人之性恶明矣,其善者伪也。

人的性是恶的,而所谓善的,是人为努力。现在的人性,有生下来而贪好私利的,顺着这个性,会出现争夺,而辞让的德行就消失了。有生下来而嫉妒、憎恨的,顺着这个性,会有对人的伤害,而忠信的德行就消失了。有生下来而有耳目的欲望,有喜欢声色欲望的,顺着这个性,会有淫乱出现,而人的礼义文理秩序就消失了。这样,由人的性,顺着人的情,一定会出现互相争夺,有合乎冒犯名分的混乱文理秩序情况出现,最后归于暴乱。所以一定要有老师法制的教化,礼义的教导,然后才会有辞让的德行出现,合乎文理秩序,最后归于治理安定。由此看来,人的性是恶的,就很明显了,而善就要人为努力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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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枸木必将待櫽栝、烝矫然后直;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;今人之性恶,必将待师法然后正,得礼义然后治,今人无师法,则偏险而不正;无礼义,则悖乱而不治,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,以为偏险而不正,悖乱而不治,是以为之起礼义,制法度,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,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,始皆出于治,合于道者也。今人之化师法,积文学,道礼义者为君子;纵性情,安恣睢,而违礼义者为小人。用此观之,人之性恶明矣,其善者伪也。

所以弯曲的木材,一定要靠櫽栝蒸热矫正,然后才直;不锋利的刀剑,一定要磨砺,然后才锋利;现在人的性恶,一定要靠老师、法制,然后才能改正,有礼义然后才能治理安定。现在的人没有老师、法制,就会偏邪险恶而不端正;没有礼义,就会悖乱而不安定。古代的圣王因为人的性恶,因为偏险而不端正,悖乱而不安定,为此而建立礼义,制定法度,用来整治人的情性,改正人的情性,驯服教化人的情性,引导人的情性。令人的性情都是由安定而表现,合乎道统。现在的人,接受老师、法制的教化,积累文化知识,实行礼义的人,便是君子;放纵性情,安于恣肆放荡,违背礼义的人,便是小人。由此看来,人的性是恶的,就很明显了,而善就要人为努力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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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曰:“人之学者,其性善。”曰:是不然。是不及知人之性,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。凡性者,天之就也,不可学,不可事。礼义者,圣人之所生也,人之所学而能,所事而成者也。不可学,不可事,而在人者,谓之性;可学而能,可事而成之,在人者,谓之伪。是性伪之分也。今人之性,目可以见,耳可以听;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,可以听之聪不离耳,目明而耳聪,不可学明矣。

孟子说:人之所以能学,是因为性善。(荀子)说:不是。这样是不真正知道人的性,看不到人的人性和人为努力的分别。一切人的性,是由天成就的,不可以学习得到,不可以从做事得到。礼义,是圣人创制的,是人学习而学到的,人由做事而能成就的。不可以学习得到,不可由做事得到,而存在于人的,叫作性。可以学习而做到,可以由做事而成就,存在于人的,叫作人为努力。这是人性和人为努力的分别。现在人的性,好像眼可以看到事物,耳可以听到声音。可以看得清楚离不开眼,听得清楚离不开耳,眼看得清和耳听得清,是不可以学习得的,就很清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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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曰:“今人之性善,将皆失丧其性故也。”曰:若是则过矣。今人之性,生而离其朴,离其资,必失而丧之。用此观之,然则人之性恶明矣。所谓性善者,不离其朴而美之,不离其资而利之也。使夫资朴之于美,心意之于善,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,可以听之聪不离耳,故曰目明而耳聪也。

孟子说:现在人的性善,都是因为丧失了人性,所以成为恶。(荀子)答:如果以为是这样,就错了。现在人的性,出生后就离开了本来的质朴,离开了本来的资质,一定是丧失的。由此看来,人的性是恶的,就很明显了。所谓性善,应是不离开人的质朴而见到美,不离开人的资质而对人有利。资朴相对于美,心意相对于善,应该好像清明离不开眼目,听得清楚离不开耳朵一样,所以叫作目明而耳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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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人之性,饥而欲饱,寒而欲暖,劳而欲休,此人之情性也。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,将有所让也;劳而不敢求息者,将有所代也。夫子之让乎父,弟之让乎兄,子之代乎父,弟之代乎兄,此二行者,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;然而孝子之道,礼义之文理也。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,辞让则悖于情性矣。用此观之,人之性恶明矣,其善者伪也。

现在人的性,饥饿就想吃饱,寒冷就想温暖,疲劳就想休息,这是人的情性。现在的人饥饿,看见长辈就不敢先吃,就是对长者有所辞让;疲劳而不敢要求休息,就是想为长者代劳。子女让父亲,弟弟让兄长,子女为父亲代劳,弟弟为兄长代劳,这二种德行,都是违反人性而违背性情的。但孝子之道,就是礼义的文理。所以,顺着情性是不会辞让的,而辞让就会违背人的性情。由此看来,人的性是恶的,就很明显了,而善就要人为努力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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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者曰:“人之性恶,则礼义恶生?”应之曰:凡礼义者,是生于圣人之伪,非故生于人之性也。故陶人埏埴而为器,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,非故生于人之性也。故工人斫木而成器,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,非故生于人之性也。圣人积思虑,习伪故,以生礼义而起法度,然则礼义法度者,是生于圣人之伪,非故生于人之性也。若夫目好色,耳好听,口好味,心好利,骨体肤理好愉佚,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;感而自然,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。夫感而不能然,必且待事而后然者,谓之生于伪。是性伪之所生,其不同之征也。

有人问:人的性既是恶的,则礼义怎样出现呢?荀子回答说:一切礼义,是由圣人的人为努力而制订出的,不是因为人的性而出现的。所以制作陶器的人揉捏黏土,做成器物,则这器物是由工人人为努力而出现的,不是因为人的性而出现的。所以工人砍削木材而做成器物,则这器物是由工人的人为努力而出现的,不是因为人的性而出现的。圣人积聚思虑,熟习人为的事情,制订礼义而创建法度,则礼义法度是出于圣人的人为努力,而不是出于人的性。好像眼目喜好美色,耳朵喜好美声,口喜好美味,心喜好利益,身体皮肤喜好舒适安逸,都是出于人的情性。这是人感到自然的事,不必等待人为的事然后才出现的。而由人的感觉而不能自然的事,一定要等待人为的事,然后才肯定的,就是出于人为努力。这个人性和人为出现的不同,有不同的特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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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圣人化性而起伪,伪起而生礼义,礼义生而制法度;然则礼义法度者,是圣人之所生也。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,其不异于众者,性也;所以异而过众者,伪也。夫好利而欲得者,此人之情性也。假之人有弟兄资财而分者,且顺情性,好利而欲得,若是,则兄弟相拂夺矣;且化礼义之文理,若是,则让乎国人矣。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,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。

所以圣人教化人性而做人为努力,人为努力生起,就出现礼义,有礼义,就制订法度,所以礼义法度是圣人所制订的。所以圣人和众人相同,和众人没有不同的,就是人性。而和众人不同又超过众人的地方,就是人为努力了。喜好利益而想得到利益,这是人的性情。假如人有兄弟财产的分配,如果顺着人的性情,喜好利益而又想得到利益,如果是这样,则会出现兄弟互相争夺。如果是以礼义文理教化,这样,全国人就会有辞让。所以顺着人的性情,就会兄弟争夺,而由礼义教化,就会令全国人有辞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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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人之欲为善者,为性恶也。夫薄愿厚,恶愿美,狭愿广,贫愿富,贱愿贵,苟无之中者,必求于外。故富而不愿财,贵而不愿势,苟有之中者,必不及于外。用此观之,人之欲为善者,为性恶也。今人之性,固无礼义,故强学而求有之也;性不知礼义,故思虑而求知之也。然则性而已,则人无礼义,不知礼义。人无礼义则乱,不知礼义则悖。然则性而已,则悖乱在己。用此观之,人之性恶明矣,其善者伪也。

一切想成为善的人,都是因为人性恶。因为微薄的向往丰厚的,丑陋的向往美丽的,狭窄的向往广阔的,贫穷的向往富有的,贫贱的向往尊贵的。如果人自己本身没有的,就一定要在外面寻求。所以富有的人不向往财富,尊贵的人不向往权势,如果人本身就有,一定不会在外面寻求。由此看来,人之所以想成为善的人,是因为人性恶了。现在的人性,本来没有礼义,所以努力学习而要求能够有礼义。人性本来不知道礼义,所以加以思虑学习,而要求知道礼义。这样,由人天生来说,人没有礼义,不知道礼义。人如果没有礼义就会乱,不知道礼义就会违背礼义。这样,由人天性来说,悖乱是在于自己本身。由此看来,人的性是恶的,就很明显了,而善就要人为努力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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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曰:“人之性善。”曰:是不然。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,正理平治也;所谓恶者,偏险悖乱也:是善恶之分也矣。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,则有恶用圣王,恶用礼义哉?虽有圣王礼义,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?今不然,人之性恶。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,以为偏险而不正,悖乱而不治,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,明礼义以化之,起法正以治之,重刑罚以禁之,使天下皆出于治,合于善也。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。今当试去君上之势,无礼义之化,去法正之治,无刑罚之禁,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。若是,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,众者暴寡而哗之,天下悖乱而相亡,不待顷矣。用此观之,然则人之性恶明矣,其善者伪也。

孟子说:人的性是善的。(荀子)说:不是。古今天下人所说的善,都是合乎正理安定的法度,而所说的恶,就是偏险悖乱的。这就是善恶的分别。现在如果真以为人的性本来是合乎正理法度的,则又何必使用圣王,何必使用礼义呢?即使有圣王礼义,又怎样加以正理平治呢?现在说不是,人的性是恶的。因此古代圣人因为人性恶,因为人偏险不正,悖乱不治,所以建立君主的权势而统治人民,发扬礼义而教化人民,建立法度而治理,加重刑罚而禁止(作恶),令天下人都能安定,合乎善。这是圣王的治理和礼义的教化。现在假如尝试放弃君主的权势,没有礼义的教化,废除法正的治理,没有刑罚的禁止,站着而看天下人民的互相交往,如果是这样,则强者侵害弱者而抢夺,人数多的欺凌人数少的而侵扰,天下悖乱而相继灭亡,很快会出现了。由此看来,人的性是恶的,就很明显了,而善就要人为努力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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