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恶篇第二十三

荀子说的性恶，是相对人为努力或礼义而言的。离开这二者的相对性，单单说性，是没有性恶可言的。而人性和人为努力的相对关系，其实就是人努力实行礼义的理想，同这个理想要转化的现实，这二者间的相对关系。因为人愈有理想，便愈想转化现实；愈想转化现实，便愈发现现实惰性的强顽，愈和理想相悖。人便会根据自己的理想，评判这个未曾被转化的世界，认为现实不合乎理想中的善，是不善的，是恶的。所以荀子的性恶，不能离开他的道德文化理想而说。但现在人们常说，荀子是由客观经验中见到的各种人性恶事实，归纳出性恶的结论；或者认为是荀子见到人天性的恶，然后才提倡人化性起伪，这些说法都未能够深入了解荀子说性恶的意思。

荀子见到，人想实现礼义，实践礼义，而这个想实现礼义、积思虑习伪故的人心，是相对于想要转化的现实生命状态而言的。这个现实生命状态，相对于人道德文化理想的礼义而言，就是一个负面的存在。所以礼义是善，人性就是不善的恶。但并不表示，离开了人的道德文化理想，人的天性也能够称为恶。一个人已经有道德文化理想，要求理想的实现，由此而要求人的现实生命状态有所转化。荀子对这个转化意义的认识，其实较孟子了解得深切。既然要转化人的现实生命状态，就不会认为这是善的，而认为是恶的。所以性恶的说法，在这个转化意义上，是不可以不确立的。

目录简介名句

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。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利焉，顺是，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；生而有疾恶焉，顺是，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；生而有耳目之欲，有好声色焉，顺是，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。然则从人之性，顺人之情，必出于争夺，合于犯分乱理，而归于暴。故必将有师法之化，礼义之道，然后出于辞让，合于文理，而归于治。用此观之，人之性恶明矣，其善者伪也。

人的性是恶的，而所谓善的，是人为努力。现在的人性，有生下来而贪好私利的，顺着这个性，会出现争夺，而辞让的德行就消失了。有生下来而嫉妒、憎恨的，顺着这个性，会有对人的伤害，而忠信的德行就消失了。有生下来而有耳目的欲望，有喜欢声色欲望的，顺着这个性，会有淫乱出现，而人的礼义文理秩序就消失了。这样，由人的性，顺着人的情，一定会出现互相争夺，有合乎冒犯名分的混乱文理秩序情况出现，最后归于暴乱。所以一定要有老师法制的教化，礼义的教导，然后才会有辞让的德行出现，合乎文理秩序，最后归于治理安定。由此看来，人的性是恶的，就很明显了，而善就要人为努力了。

故枸木必将待櫽栝、烝矫然后直；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；今人之性恶，必将待师法然后正，得礼义然后治，今人无师法，则偏险而不正；无礼义，则悖乱而不治，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，以为偏险而不正，悖乱而不治，是以为之起礼义，制法度，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，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，始皆出于治，合于道者也。今人之化师法，积文学，道礼义者为君子；纵性情，安恣睢，而违礼义者为小人。用此观之，人之性恶明矣，其善者伪也。

所以弯曲的木材，一定要靠櫽栝蒸热矫正，然后才直；不锋利的刀剑，一定要磨砺，然后才锋利；现在人的性恶，一定要靠老师、法制，然后才能改正，有礼义然后才能治理安定。现在的人没有老师、法制，就会偏邪险恶而不端正；没有礼义，就会悖乱而不安定。古代的圣王因为人的性恶，因为偏险而不端正，悖乱而不安定，为此而建立礼义，制定法度，用来整治人的情性，改正人的情性，驯服教化人的情性，引导人的情性。令人的性情都是由安定而表现，合乎道统。现在的人，接受老师、法制的教化，积累文化知识，实行礼义的人，便是君子；放纵性情，安于恣肆放荡，违背礼义的人，便是小人。由此看来，人的性是恶的，就很明显了，而善就要人为努力了。

孟子曰：“人之学者，其性善。”曰：是不然。是不及知人之性，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。凡性者，天之就也，不可学，不可事。礼义者，圣人之所生也，人之所学而能，所事而成者也。不可学，不可事，而在人者，谓之性；可学而能，可事而成之，在人者，谓之伪。是性伪之分也。今人之性，目可以见，耳可以听；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，可以听之聪不离耳，目明而耳聪，不可学明矣。

孟子说：人之所以能学，是因为性善。（荀子）说：不是。这样是不真正知道人的性，看不到人的人性和人为努力的分别。一切人的性，是由天成就的，不可以学习得到，不可以从做事得到。礼义，是圣人创制的，是人学习而学到的，人由做事而能成就的。不可以学习得到，不可由做事得到，而存在于人的，叫作性。可以学习而做到，可以由做事而成就，存在于人的，叫作人为努力。这是人性和人为努力的分别。现在人的性，好像眼可以看到事物，耳可以听到声音。可以看得清楚离不开眼，听得清楚离不开耳，眼看得清和耳听得清，是不可以学习得的，就很清楚了。

孟子曰：“今人之性善，将皆失丧其性故也。”曰：若是则过矣。今人之性，生而离其朴，离其资，必失而丧之。用此观之，然则人之性恶明矣。所谓性善者，不离其朴而美之，不离其资而利之也。使夫资朴之于美，心意之于善，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，可以听之聪不离耳，故曰目明而耳聪也。

孟子说：现在人的性善，都是因为丧失了人性，所以成为恶。（荀子）答：如果以为是这样，就错了。现在人的性，出生后就离开了本来的质朴，离开了本来的资质，一定是丧失的。由此看来，人的性是恶的，就很明显了。所谓性善，应是不离开人的质朴而见到美，不离开人的资质而对人有利。资朴相对于美，心意相对于善，应该好像清明离不开眼目，听得清楚离不开耳朵一样，所以叫作目明而耳聪。

今人之性，饥而欲饱，寒而欲暖，劳而欲休，此人之情性也。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，将有所让也；劳而不敢求息者，将有所代也。夫子之让乎父，弟之让乎兄，子之代乎父，弟之代乎兄，此二行者，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；然而孝子之道，礼义之文理也。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，辞让则悖于情性矣。用此观之，人之性恶明矣，其善者伪也。

现在人的性，饥饿就想吃饱，寒冷就想温暖，疲劳就想休息，这是人的情性。现在的人饥饿，看见长辈就不敢先吃，就是对长者有所辞让；疲劳而不敢要求休息，就是想为长者代劳。子女让父亲，弟弟让兄长，子女为父亲代劳，弟弟为兄长代劳，这二种德行，都是违反人性而违背性情的。但孝子之道，就是礼义的文理。所以，顺着情性是不会辞让的，而辞让就会违背人的性情。由此看来，人的性是恶的，就很明显了，而善就要人为努力了。

问者曰：“人之性恶，则礼义恶生？”应之曰：凡礼义者，是生于圣人之伪，非故生于人之性也。故陶人埏埴而为器，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，非故生于人之性也。故工人斫木而成器，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，非故生于人之性也。圣人积思虑，习伪故，以生礼义而起法度，然则礼义法度者，是生于圣人之伪，非故生于人之性也。若夫目好色，耳好听，口好味，心好利，骨体肤理好愉佚，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；感而自然，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。夫感而不能然，必且待事而后然者，谓之生于伪。是性伪之所生，其不同之征也。

有人问：人的性既是恶的，则礼义怎样出现呢？荀子回答说：一切礼义，是由圣人的人为努力而制订出的，不是因为人的性而出现的。所以制作陶器的人揉捏黏土，做成器物，则这器物是由工人人为努力而出现的，不是因为人的性而出现的。所以工人砍削木材而做成器物，则这器物是由工人的人为努力而出现的，不是因为人的性而出现的。圣人积聚思虑，熟习人为的事情，制订礼义而创建法度，则礼义法度是出于圣人的人为努力，而不是出于人的性。好像眼目喜好美色，耳朵喜好美声，口喜好美味，心喜好利益，身体皮肤喜好舒适安逸，都是出于人的情性。这是人感到自然的事，不必等待人为的事然后才出现的。而由人的感觉而不能自然的事，一定要等待人为的事，然后才肯定的，就是出于人为努力。这个人性和人为出现的不同，有不同的特征。

故圣人化性而起伪，伪起而生礼义，礼义生而制法度；然则礼义法度者，是圣人之所生也。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，其不异于众者，性也；所以异而过众者，伪也。夫好利而欲得者，此人之情性也。假之人有弟兄资财而分者，且顺情性，好利而欲得，若是，则兄弟相拂夺矣；且化礼义之文理，若是，则让乎国人矣。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，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。

所以圣人教化人性而做人为努力，人为努力生起，就出现礼义，有礼义，就制订法度，所以礼义法度是圣人所制订的。所以圣人和众人相同，和众人没有不同的，就是人性。而和众人不同又超过众人的地方，就是人为努力了。喜好利益而想得到利益，这是人的性情。假如人有兄弟财产的分配，如果顺着人的性情，喜好利益而又想得到利益，如果是这样，则会出现兄弟互相争夺。如果是以礼义文理教化，这样，全国人就会有辞让。所以顺着人的性情，就会兄弟争夺，而由礼义教化，就会令全国人有辞让。

凡人之欲为善者，为性恶也。夫薄愿厚，恶愿美，狭愿广，贫愿富，贱愿贵，苟无之中者，必求于外。故富而不愿财，贵而不愿势，苟有之中者，必不及于外。用此观之，人之欲为善者，为性恶也。今人之性，固无礼义，故强学而求有之也；性不知礼义，故思虑而求知之也。然则性而已，则人无礼义，不知礼义。人无礼义则乱，不知礼义则悖。然则性而已，则悖乱在己。用此观之，人之性恶明矣，其善者伪也。

一切想成为善的人，都是因为人性恶。因为微薄的向往丰厚的，丑陋的向往美丽的，狭窄的向往广阔的，贫穷的向往富有的，贫贱的向往尊贵的。如果人自己本身没有的，就一定要在外面寻求。所以富有的人不向往财富，尊贵的人不向往权势，如果人本身就有，一定不会在外面寻求。由此看来，人之所以想成为善的人，是因为人性恶了。现在的人性，本来没有礼义，所以努力学习而要求能够有礼义。人性本来不知道礼义，所以加以思虑学习，而要求知道礼义。这样，由人天生来说，人没有礼义，不知道礼义。人如果没有礼义就会乱，不知道礼义就会违背礼义。这样，由人天性来说，悖乱是在于自己本身。由此看来，人的性是恶的，就很明显了，而善就要人为努力了。

孟子曰：“人之性善。”曰：是不然。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，正理平治也；所谓恶者，偏险悖乱也：是善恶之分也矣。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，则有恶用圣王，恶用礼义哉？虽有圣王礼义，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？今不然，人之性恶。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，以为偏险而不正，悖乱而不治，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，明礼义以化之，起法正以治之，重刑罚以禁之，使天下皆出于治，合于善也。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。今当试去君上之势，无礼义之化，去法正之治，无刑罚之禁，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。若是，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，众者暴寡而哗之，天下悖乱而相亡，不待顷矣。用此观之，然则人之性恶明矣，其善者伪也。

孟子说：人的性是善的。（荀子）说：不是。古今天下人所说的善，都是合乎正理安定的法度，而所说的恶，就是偏险悖乱的。这就是善恶的分别。现在如果真以为人的性本来是合乎正理法度的，则又何必使用圣王，何必使用礼义呢？即使有圣王礼义，又怎样加以正理平治呢？现在说不是，人的性是恶的。因此古代圣人因为人性恶，因为人偏险不正，悖乱不治，所以建立君主的权势而统治人民，发扬礼义而教化人民，建立法度而治理，加重刑罚而禁止（作恶），令天下人都能安定，合乎善。这是圣王的治理和礼义的教化。现在假如尝试放弃君主的权势，没有礼义的教化，废除法正的治理，没有刑罚的禁止，站着而看天下人民的互相交往，如果是这样，则强者侵害弱者而抢夺，人数多的欺凌人数少的而侵扰，天下悖乱而相继灭亡，很快会出现了。由此看来，人的性是恶的，就很明显了，而善就要人为努力了。